在能源结构深度调整和碳排放约束持续强化的背景下，我国煤炭消费将在“十五五”期间达峰并进入下降阶段，部分地区和重点领域的煤炭需求目前已呈现下降趋势。煤炭消费的变化不仅关乎能源体系的结构，也对资源型地区的产业布局产生影响。

（来源：能源评论•首席能源观  文|韩雨沁）

在煤炭需求趋于收缩的背景下，煤炭资源富集地区普遍面临产业转型压力。煤化工作为延伸煤炭产业链、提升资源附加值的重要方向，被视为承接煤炭产能调整的重要产业选择。然而，从产业属性看，煤化工同时具备高资本投入、高能耗和高排放等特征，且其产品结构与石油化工存在高度重叠。如果缺乏清晰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边界，煤化工在“十五五”期间的大规模发展可能面临经济性不足、环境约束趋紧及与既有产业体系形成低效竞争等问题。

2025年7月，贵州黔希煤化工产业园区。

煤制油气：持续为能源系统提供风险对冲

目前，我国已对煤制油和煤制气的发展作出了相对明确的功能界定。早在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就强调了现代煤化工产业的战略必要性。该方案明确了煤化工产业要拓展石油化工体系的原料来源，补充能源化工产品供应体系，推动形成与传统石化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2023年，《关于推动现代煤化工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出台，再次强调要强化煤炭主体能源地位，并在项目准入和煤炭供应上强调供应稳定性优先于可交易市场利益，以支持国家能源安全目标实现。2024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有序发展煤炭原料化利用”，并强调加快煤制油气战略基地建设、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这一政策明确将现代煤化工中的煤制油气作为能源供应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并将其纳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体系建设议程。

从上述政策来看，煤制油和煤制气项目被赋予的功能在于“形成以国内资源为基础的替代能力，用以应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或供应中断等潜在风险”。在这一目标框架下，其发展目标并非通过规模扩张参与常态化市场竞争，而是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保持必要的技术能力和工程体系完整性。因此，这类项目的建设节奏和发展规模，应主要服从于能源安全战略需要，而不宜完全受制于短期市场价格和经济性波动。

当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长期处于较高水平，2024年中国原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1.9%、42.3%，且近年来受地缘政治和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进口来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单一依赖国际市场配置石油资源存在潜在风险。煤制油和煤制气作为以国内煤炭资源为基础的替代路径，其核心功能在于为能源系统提供风险对冲能力，提高我国化工产品的自给率。

研究数据表明，“十三五” 以来，随着现代煤化工的工艺提升与成本降低，大部分重点化工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会逐步降低。2015年，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原料，石化产品受油气资源约束，对外依存度保持高位，乙烯、芳烃和乙二醇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50.4%、55.9%和66.9%。近几年，随着国内乙烯产能加速释 ，我国乙烯的对外依存度逐年下降；国产对二甲苯（PX）逐步替代进口，进口依存度持续下降，2024年我国PX产能已占世界的54%左右；煤制乙二醇的成本也随着工艺提升而降低，乙二醇产品对外依存度也逐步降低至60%以下。

煤制烯烃：

市场化项目可发挥规模效应和配套优势

除了承担能源安全与战略储备功能的特定路径，仍有相当一部分煤化工产品处于典型的市场竞争环境之中。从产品结构看，煤化工与石化在若干基础化工品和中间体领域存在明显的同质化或高度替代关系。无论是煤制烯烃对应的乙烯、丙烯体系，还是由此延伸出的聚乙烯、聚丙烯、乙二醇等大宗化工产品，其终端用途、质量标准和市场交易方式均已高度统一。这种产品层面的可替代性，导致两种技术路径在相关市场中不可避免地形成竞争关系。

在既有的产业布局和市场结构下，煤化工在多数常态化市场条件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这一劣势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由资源区位、产业布局和市场空间共同决定的结构性结果。

一方面，现代煤化工项目高度依赖煤炭资源，但项目通常布局于中西部煤炭富集地区，与主要化工产品消费市场存在显著空间距离。这种空间错配直接推高了物流成本，尤其是在运输半径较大、产品附加值相对有限的基础化工品领域，运输成本对综合竞争力的影响尤为显著。以鄂尔多斯、宁东等煤化工基地至华东沿海市场为例，铁路运输距离通常在1500千米以上，按当前大宗化工品铁路运价水平测算，单位运输成本为每吨0.1～0.15元/千米，单吨产品运输费用大体为150～250元；若叠加装卸、仓储及周转等环节，综合物流成本往往超过200元/吨。对于出厂价格为1800～2300元/吨的甲醇产品而言，物流费用可能占销售价格的10%～15%；对于价格在7000元/吨左右的聚烯烃产品，远距离运输亦可能增加300元/吨以上成本。相比之下，华东沿海石化企业由于邻近港口及终端市场，物流半径通常控制在300～500千米，单位运输成本往往低于100元/吨。

另一方面，与成熟石化装置相比，煤化工路线在单位投资强度、运行能耗、碳排放约束等方面普遍更高，在原油价格处于中低区间时，其综合成本优势难以显现。即便在部分阶段性价格窗口内具备一定经济性，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仍显不足。因此，在没有额外政策约束或市场扭曲的条件下，煤化工产品难以形成对石化产品的长期竞争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市场化选择并不意味着否定煤化工在产业体系中的作用。在部分环节，煤化工产品可通过作为石油化工产业链的原料补充或区域性供应来源，实现结构性协同。这种协同并非全面替代石化体系，而是在特定产品和特定区域内形成分工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整体产业链的韧性。

在原料端，一些煤化工中间体可作为石化装置的重要补充来源。例如，煤制甲醇可通过甲醇制烯烃或甲醇制芳烃等路径，与石化乙烯、丙烯体系形成原料互补；煤制合成气在一定条件下可为氢气、合成氨等基础原料提供补充供给，增强区域化工体系的原料多元性。

在区域层面，依托煤炭资源和既有煤化工装置形成的产业集群，可在一定程度上承接石化产业链的延伸需求，发挥规模效应和配套优势。例如，在氢能与工业气体领域，中西部煤制氢装置可为周边冶金、煤化工深加工及新材料产业提供稳定氢源，而沿海石化企业则更多承担高端化学品和终端材料生产功能，从而形成“资源地供给基础原料、沿海地区发展高端加工”的空间分工格局。通过这种区域协同，煤化工并非简单替代石化路径，而是在不同资源禀赋条件下承担差异化功能，提高全国化工产业链的整体韧性与层级分工效率。

关注三个方向，锻造长期竞争力

与石化路径相比，煤化工在一次能源属性、工艺结构及碳元素利用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在短期内往往表现为成本劣势，但长期看，由于低碳政策、资源约束和技术进步共同作用，成本劣势可能转化为特定领域的结构性优势。因此，有必要从长期竞争力的视角，对煤化工未来应重点培育的发展方向进行识别和界定，当前可归纳为三大发展方向。

一是以碳元素固定为目标的煤化工产品。在长期低碳约束条件下，煤化工面临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完全避免碳排放，而在于煤中所含碳元素最终以何种形式进入经济体系。能够将煤中碳元素“固定”于终端产品中的煤化工路线，在中长期更具发展潜力。这类路线的共同特征在于，煤并非被简单转化为能源载体，而是作为化学原料进入材料和化学品体系，碳元素随产品形态长期存在于经济系统之中。

从具体路径看，以煤制甲醇为基础，向材料和高分子产品延伸，是当前最具代表性的方向之一。甲醇本身既可作为燃料，也可作为重要的化工中间体。当其进一步用于生产聚烯烃、聚甲醛或部分可降解塑料单体时，煤中碳元素将进入塑料、树脂等固体材料的分子结构中。这类产品在使用阶段并不直接排放二氧化碳，其碳排放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因此在未来更强的终端碳约束政策环境下，原料型产品相较燃料型产品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类似地，部分煤基芳烃及其下游产品，也具备将碳元素长期保留于材料和功能化学品中的潜力。尽管在现阶段，煤制芳烃由于流程长、能耗高等，在成本和规模上难以与石油路线全面竞争，但在特定产品领域，其下游可进一步延伸至工程塑料、特种树脂和精细化学品。这类产品的市场竞争逻辑更多取决于性能、稳定性和应用场景，而非单一原料成本，从而为煤化工提供了差异化发展的空间。

二是与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高度协同的煤化工工艺路径。煤化工工艺路径的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浓度高、来源集中、分离成本相对较低的特点。与石化、发电等领域相比，煤化工装置在合成气变换、净化等环节本身就伴随二氧化碳的分离过程，这为CCUS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良好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具备与CCUS深度耦合潜力的煤化工产品，应被视为具有长期竞争力的重要产品。例如，以煤制氢、煤制合成气为基础的化工路径，通过配套CCUS，可在较低边际成本下实现单位产品排放强度的显著下降。特别是在当前绿氢成本仍然较高、供给规模受限的条件下，“煤制氢+CCUS”在中长期内可能成为工业用氢的重要补充来源。

三是与新型能源体系耦合的煤化工中间体产品。在能源体系深度转型的过程中，煤化工并非只能作为传统化工体系的一部分，其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角色也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氢能、合成燃料和储能等领域，煤化工所提供的合成气、中间体和基础化学品，可能在特定阶段发挥过渡性或补充性作用。例如，在可再生能源制氢尚未形成稳定、大规模供给之前，煤基合成气可作为氢源或含氢中间体的重要补充。通过与可再生能源制氢、绿电驱动的合成过程相结合，煤化工体系有可能逐步转向“煤-电-氢-化学品”多元耦合的复合路径。这类产品不再以单一煤基属性参与竞争，而是嵌入更广义的低碳能源与工业体系之中。同时，以煤制甲醇为代表的基础化工中间体，在未来多元能源与化工体系中仍具有重要作用。其发展价值并非主要体现为单一产品的成本竞争优势，而在于其作为关键中间载体，能够在合成燃料、化工储能及新型燃料体系等多种路径中实现灵活衔接与协同应用。正是这种跨路径、跨场景的系统适配能力，构成了其长期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上述三个具备长期竞争力的煤化工方向，在短期内并不具备经济性或可大规模复制发展的能力。相反，他们往往需要在明确的政策框架下，通过示范项目、技术积累和制度设计逐步推进。在“十五五”时期，应将这类产品和路径明确纳入煤化工结构优化和技术升级的重点范围，通过与低碳技术、能源转型目标的协同，逐步塑造煤化工在未来产业体系中的新定位。这不仅有助于缓解煤化工在传统市场中的竞争压力，也为其在长期低碳约束下实现转型发展提供现实路径。

总体来看，煤化工与石油化工之间既存在基于成本和市场条件的竞争关系，也承担着在能源安全层面上不可替代的战略协同功能。对煤化工这一同时具备战略属性与市场竞争属性的高碳产业，有必要在“十五五”时期尽快明确其功能边界和发展节奏。只有确定清晰的发展定位，煤化工才能在能源结构调整进程中找到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实现由被动承压向有序转型的转变。

（作者系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分析师）